东方早报:孙斌栋 & 朱盼,什么样的城市更有利于创业? ——再论上海为什么产生不了马云

发布日期: 2016-03-31   作者:  浏览次数: 151


说明:C:\Users\Think\Desktop\东方早报修改图片.jpg

上海因为缺乏明星高科技企业而被诟病,人们提出了上海为什么产生不了马云的疑问。本研究通过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计量分析,来揭示到底哪些城市层面的因素会影响创业精神,为上海及我国城市制定创业政策提供学术依据。该研究成果得到市领导批示,并刊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年2月9日,作者:孙斌栋,朱盼。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和寻求新增长引擎迫切呼唤着企业家精神。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业行为主要发生在城市里,一些城市的创业精神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因而,探索哪些城市特质更有利于促进创业,对于培育和增强城市创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被赋予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艰巨任务。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一直因为缺乏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而被诟病,华为、中兴、百度、阿里、腾讯等国内知名创新企业的诞生地都不在上海。于是,人们提出了上海为什么产生不了马云这样的疑问。为了避免一般性的讨论,本研究通过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样本计量分析,来揭示到底哪些城市层面的因素会影响创业精神,分析上海在哪些方面存在差距,把上海出不了马云的讨论推向深入,以期为上海创新创业政策制定和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一、主要发现

1、2000年以来,上海创业精神一直位居全国城市的前10%之列  

创业精神与小企业的活跃程度和发展密切相关。Rosenthal 和Strange认为,大量小企业会形成有利于更多小企业诞生的创业环境,中小企业的新增就业将对创业产生更积极和显著的影响。Glaeser和Kerr在研究大都市区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存在很强的与小企业供应商相关的“Chinitz效应”;相应地,大企业通常采取垂直一体化的策略,很少依赖外部供应商,缺乏刺激独立供应商团体形成的动力,而且大企业雇佣的人数越多,选择创业的人数越少。鉴于小企业被认为是具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代表,本研究用每万人的小企业数量来测度城市的创业精神,一个城市的该指标越大表明这个城市的创业精神越强。2000年,上海创业精神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之首,近些年来,虽然正被兄弟城市迎头赶上,但上海该指标依然在全国城市的前10%之列,并不像我们主观感觉的那么悲观。客观数据和主观认识的反差主要是源于大家对上海具有较高的期待值,同时,上海小企业密度虽不低,但业绩和知名度不高。

2、并不是年轻人更容易创业成功,创业启动的支持体制有待加强

通常认为年轻人充满创业激情,更善于创业,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传奇人物很年轻就走上创业成功之路加深了这样的认识。不过,相关学术研究发现,过于年轻会缺乏创业条件,而过于年老则缺乏冒险精神,青壮年人口更容易创业。本研究发现,30岁以下的人口比重越高,城市的创业精神越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年轻人群创业资源相对有限,仍处于资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积累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反映出我国对于创业起步者的支持体制还不够完善。

3、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城市创业强度低,反映出我国创业激励存在严重问题;同时也说明我国创业还主要是生存型创业,引领技术创新的机会型创业亟需迎头赶上

许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了新企业的创立;但也有人提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容易获得稳定的工作,实施创业则需承担风险和机会成本,因而创业动机被抑制。全球创业观察(GEM)根据创业动机将创业活动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前者是因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为生活所迫进行的创业,后者是为抓住已感知到的市场机遇进行的创业。本研究发现,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与创业精神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目前创业主要还是迫于生存型的创业,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消费服务业等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低的行业,而引领技术创新的机会型创业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存在严重的创业激励问题。以上海为例,虽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但观念上认为高学历的人自行创业是能力不济的表现,人们更倾向于进入国企或外企成为雇员,以获得体制内的安全感或体面的生活,回避创业的不确定性。近期有调查显示,2015年沪上10所高校应届毕业生最希望进入的企业中,央企和大中型国企所占人数最多,其次为外资或合资企业,民营企业所占比例最少。

4、人口多样性有助于激发创业精神

人口多样性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性,有助于克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惯性,包容尝试和失败,从而激发创业和创新,美国科技创新领先全球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移民国家的人口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著名城市学者雅各布认为,人口多样性有助于促进知识溢出,进而激发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人口多样性对新创企业(尤其是科技导向型)的正向作用已经在德国和美国的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本研究使用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来源地测度人口多样性,同时也反映了城市的文化包容性。研究发现人口多样性程度高的城市,其创业精神显著更强。上海的人口多样性在全国领先,体现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特点,对上海创业精神发挥了重要促进效应。不过,近期上海正在考虑加强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实施精细而谨慎的落户政策,这些都会对上海传统的人口多样性优势构成挑战。

5、长期以来存量外资确实对本土创业具有挤占效应,但近几年新增外资正逐渐发挥对创业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外资和创业的关系是两方面的,外资会通过抢占市场、设置行业壁垒、高薪吸引优秀人才等方式对本地企业形成挤占效应;外资也会通过示范、学习和前后向关联等对本地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本研究发现存量外资占GDP比重越高,城市的创业精神越低,验证了前述第一种效应的存在。不过,如果考查当年外资流入占GDP的比重会发现,外资对创业精神的挤占效应正在减弱,并逐渐显示出促进作用,即前述第二种效应。上海历来是外资聚集之地,如何降低外资不利影响,发挥新增外资的示范带动效应值得深入探讨。

6、房价高低与创业精神没有必然联系

以往研究认为高昂的房价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本研究却发现房价(与工资比值)高低对于创业精神并不具备显著影响,运用不同口径的房价变量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有人批评上海的房价太贵,创业者无法负担此等高昂的居住成本,但放眼全球,像硅谷这样的世界科创中心的房价又怎会便宜?创业水平高的城市往往经济发展更好,收入更高,按照空间均衡的经济学假设,其房价也势必更高,很难想象会存在这样的城市,创业和经济发展良好,而房价较低。国内近年来创业势头十足的深圳、杭州和北京的房价工资比值都高于上海。本研究的结论是,房价高不是上海创业精神不足的原因,也不应该成为政策调控的重点。

7、体制对于创业影响显著,政府干预和国企比重高都会减弱城市创业精神,并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

通常认为,自由开放有助于鼓励创业创新,而严格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则会阻碍经济自由,抑制创业活力。本研究印证了这一判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国企比重均对城市的创业精神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国企云集的重镇,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一时风头无两,1985年,上海国企比重仍以37.4%的份额高居城市前列。但昔日的光环也是今日的包袱,尽管上海的国企比重已大幅降低,但制度文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对政府主导地位的认同、竞争和风险的规避、民营经济潜意识的不认可等仍有遗留,并导致了创业动力的缺失。

二、政策建议

偏安偏稳的文化心态、引领技术创新的机会型创业激励不足、外资对本土创业的挤占、政府干预及国企文化的遗留是上海出不了马云的重要原因,而人口的多样化构成对上海创业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房价高低则对于创业没有显著影响。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离不开创业创新精神的保障,上海应该积极作为,为创业提供充足的激励,为一切有创业热情的人提供平台与支持。

1、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和鼓励金融支持为年轻人创业提供启动条件。目前我国年轻人创业成功几率较低,这反映了目前对于创业启动的支持体制还有待完善。不仅要在文化氛围和审批体制上鼓励创业,更要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创业项目以及鼓励金融机构为创业个体或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来帮助富有创业热忱、却苦无创业资金的年轻人大胆试错,不断创新。

2、为高学历人才从事引领技术创新的机会型创业提供正面的激励。高学历人才回避创业风险而从事稳定的职员工作在上海有其文化土壤,同时也是上海创业环境不够完善使然。因而,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和学校教育倡导积极的就业观念和自主创业文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为自主创新的技术创业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打造万众创业的正面激励。

3、继续保持上海海纳百川的人口多样化优势,激发更多来沪人员创业精神。静态地看,来沪人员可能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上海公共设施压力,但以发展眼光来看,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观念融合会增强上海创业精神,从而反哺上海发展,其贡献远超所谓的负面效应。因而,上海的人口规模政策应具有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关注非户籍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推进社会福利逐渐并轨,激发多元主体在创业和创新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4、发挥新增外资对于创业创新的示范效应。尽管历史上外资企业对于本土创业具有挤占效应,但近几年外资流入的创业示范效应正在体现。因此,政府应塑造内外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创造条件让外资示范效应最大程度地溢出,鼓励本土企业和个人积极对接,学习吸收。

5、优化政府职能,为创业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应放松在管理方式、行政审批等多方面的管制,让更加自由的体制激发创业精神;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创业门槛,搭建好公共服务平台,营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其逐步退出一般营利性和竞争性领域,让非公有制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文刊载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年2月9日,作者:孙斌栋,朱盼。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39)、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4BCK03)资助。]